，是否就可因此認為下半年的宏觀調控應該放棄綜合調控的方式呢？筆者認為還值得商榷。

　　■今年治理經濟過熱，表面成效同樣很顯著。但是熱源卻并沒有在短時期內得到根除。所以，現行的宏觀調控政策還理應“扶上馬后再送一程”。

　　地方政府博弈中央部門

　　在中國前期的民營投資熱浪中，我們卻時時可見地方政府的身影閃現其中

　　前不久，看到一份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的文章———《博弈宏觀調控》，其中提到，當前經濟運行中出現了多種博弈，分別存在于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之間、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投資者與中央銀行之間，以及各種利益集團之間。這種論述應該說是比較全面。但我個人認為，在這多重博弈中，核心是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這一次經濟運行是在中央財政投入力度逐漸減弱的情況下愈變愈熱的。從投資主體看，支持經濟的主體是民營資本。根據現代經濟學認為，民營資本成為主體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通常的情況下，民營企業(yè)家以自己的錢進行投資，風險自負，政府不應該強行進行干預。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上世紀末，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網絡泡沫巨大，社會各界對IT業(yè)的投資也出現了近乎瘋狂的增長，但是政府部門并沒有進行任何強行干預。最近，筆者向一位美國經濟學教授問起此事。他的回答很簡單：“市場行為，自生自滅?！币驗樗X得沒有理由認為那是一種市場失靈的表現，以至于需要政府去干預。

　　在西方，市場經濟已經比較成熟，企業(yè)投融資行為都有比較規(guī)范的“章程”可依。通常地，企業(yè)家進行投資是以市場為導向，而不會以各級政府的意愿為導向，否則，反而容易帶來麻煩。然而，在中國前期的民營投資熱浪中，我們卻時時可見地方政府的身影閃現其中。以中央嚴肅查處的鐵本事件為例。最初，鐵本公司的投資規(guī)劃僅是一個年產200萬噸的項目，但是在地方政府的籌劃下，投資的規(guī)模擴張成了840萬噸。而且為了躲避中央有關部門的監(jiān)控，鐵本又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幫助”下將一個106億元的鋼鐵項目分拆成22個互不相干的小項目，分別在當地通過立項審批。另外，銀監(jiān)會、商務部、發(fā)改委和建設部等四部委在聯合徹查“大型購物中心”投資熱的過程中也發(fā)現了類似的問題，100億左右的民營自由資金，套住了近20倍的銀行資金。在此事件中，“各界對主要問題的剖析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地方政府”。（引自《21世紀經濟報道》）

　　地方政府的投資動力

　　對這種項目操作的基本特征給予了一個概括：“土地近乎免費，資金靠銀行，賺了是個人的，賠了是社會和銀行的?！边@種投資模式只賺不賠，自然會讓許多人趨之若鶩

　　很顯然，在目前的中國，市場機制還不太完善，民營企業(yè)的投融資還存在著一些體制性的障礙，這也是前幾年民間投資啟而不動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一次，如果沒有一些地方政府政策取向的大轉移——由過去對民營經濟有意和無意地歧視，轉向主動、熱情和“大方”地支持的話，民營經濟投資實際上很難在短時內由偏冷飛躍到熾熱——中間甚至都沒有過渡。

　　那么，這些地方政府又為什么熱衷于介入經濟？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讓人有些費解的問題。目前，在許多地方尤其是東、中部地區(qū)國有企業(yè)大多已經基本改制完畢以后，民營經濟已占主要地位。按道理說，地方政府已經缺少了傳統的、介入具體經濟事務的途徑，他們正好可以借機從“運動員”和“教練員”的角色中擺脫出來，從而可以專心致志地做好自身“裁判員”的工作。

　　但現在他們卻做得正相反，反而以更大的熱情、積極主動地投身于經濟發(fā)展的具體事務中（在國有企業(yè)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他們自然選擇民營企業(yè)作為運作平臺）。初步分析其中的原因，通常認為有以下幾個：第一，傳統的作風和思想觀念可能還沒有轉換過來，所以還在按照過去的慣性在運作。第二，在當前的稅收體制下，只有上項目，才能帶來更多的稅收，項目上得越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才會越多。第三，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根據改革的發(fā)展方向，地方政府對資源支配力將近乎為零，一些地方領導人因此而產生了權力“現在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即由于改革還沒有到位，地方政府所擁有的權力和所承擔的責任不相匹配。

　　首先，從權力上看，在中央嚴控措施下達之前，地方政府幾乎擁有支配當地一切國有、公共資源的權力，在土地和水資源使用，在國有企業(yè)的改制與轉讓，在城市建設與經營上，地方政府領導班子可以自己說了就算，幾乎沒有什么上限或下限。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還能通過自己給自己授權的方式，來將自己的權力極大化。比如說，正常的情況下，拆遷居民住房必須是出于城市、道路、國防等公共建設需要時才能進行，同時政府要給予居民合理的補償。但在一些地方，僅僅是因為某一個企業(yè)家看中了某塊地皮，想在上面建廠或者蓋商品房，當地政府部門就能因此不顧居民反對而強行進行拆遷。但實際上，我們從國家的任何法律中都找不出可以證明這種做法合法性的條文。

　　其次，相對他們的權力而言，地方政府所需承擔的有關責任則非常不相稱。他們可以將當地的一些重要的自然資源一次性消耗殆盡，而沒有官員會因為損害了當地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而受到懲處；他們可以扶植許多沒有經過認真評估的項目上馬，但以后因此而形成的呆壞賬，卻與之無關，因為“那是中央銀行的事情”；在中央有關部門已經明確地發(fā)出了讓經濟適當降溫信號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依然熱衷于大干快上，也是因為他們看準了一點——即使將來有一天經濟大廈轟然倒下，與他們也毫不相干，最終的責任將由宏觀經濟調控部門來承擔。

　　處于這種權大責小的“有利局面”下，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就會熱心于介入各種事務中。

　　在不少地方，盡管表面看來經濟的主體是民營企業(yè)，但背后起主導作用的卻依然是地方政府，經濟并沒有按照正常的機制運行，已無法再把它等同于正常的市場經濟。我們發(fā)現，近年來許多民營企業(yè)所上的都是產能大量過剩和國家三令五申嚴控的項目。這種項目從開工那天起實際就已經孕育了巨大的風險，企業(yè)家們之所以敢頂著巨大風險而上，原因無外乎兩個：第一，一些人是因為對自己有自信，認為將來淘汰出局的將是國有企業(yè)的同行。第二，另外一些人則是因為盡管行業(yè)有風險，但他們個人卻并沒有風險。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們只需將低價得到的生產要素倒賣一下，就可以獲利頗豐。有人對這種項目操作的基本特征給予了一個概括：“土地近乎免費，資金靠銀行，賺了是個人的，賠了是社會和銀行的。”這種投資模式只賺不賠，自然會讓許多人趨之若鶩。從公開披露的一些事件來看，后一種投資模式數量還不少，盡管從份額上看還不能占主導地位，但卻足以在本來正常運行的投資上添上一把火，使它由正常體溫轉化為發(fā)熱、高燒。由此可知，之所以國有企業(yè)與民營企業(yè)之間、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和投資者與中央銀行之間的博弈會急劇升溫，根子都在于地方政府的行為出了偏差。

　　有形之手應出手？

　　顯然，一只有形之手制造的問題，最好的辦法是用另一只更有力的有形之手來糾正

　　在地方政府還掌握著經濟主導性資源，而且又還熱心于介入經濟發(fā)展的時候，放松綜合調控力度，讓所謂的市場機制去發(fā)揮作用，只會導致投資出現報復性反彈（前期受影響的投資者必然會爭分奪秒地將造成的“損失”奪回來），不僅會因此使得前期的努力變?yōu)闊o效，而且還會使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方向與市場經濟南轅北轍，漸行漸遠。很顯然，當有形的手出現的時候，無形的手通常是無能為力的。而一只有形之手制造的問題，最好的辦法是用另一只更有力的有形之手來糾正。

　　有鑒于此，下半年，我國綜合調控的大方針不僅不能放棄，而且還應該總結經驗和教訓，加速各級政府體制改革和職能轉換：（1）強化政府組織建設，以保證政令通暢。雖然保持國民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的責任在中央，地方政府沒有這個責任，但顯然有配合政策執(zhí)行的義務。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不應該再出現。（2）加速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盡快落實依法行政，將各級政府的行為置于法律框架之下，嚴禁政府侵權的現象出現。我們必須改變當前地方政府的行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約束的局面。如果地方的錯誤都需要靠中央才能糾正的話，其結果必然是防不勝防，有些即使被發(fā)現和糾正了，但代價往往早已付出。（3）減少地方政府層次和規(guī)模，減輕財政壓力?，F在人浮于事的現象太嚴重，幾個人能夠做的事情，往往有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在做。即使讓一些人長期放假回家，也比讓他們在位更好，至少也能減少官員們對經濟事務的干擾數量。而國內外歷史都表明，在行政干預較少的情況下，經濟通常反而能夠發(fā)展得更好，國家得到的財政稅收也會更多。（4）進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和銀行信貸制度，并加速推進有關改革。

　　雖然，從市場經濟發(fā)展要求看，減少行政監(jiān)管是一個大方向，但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當前中央政府實施綜合調控卻是必然之舉。它并不是個別人認為的那樣，是在市場經濟發(fā)展道路上的一種倒退，而是前進道路上進行的一次“否定之否定”。如果能圓滿完成，帶來的必是中國經濟在更完善環(huán)境中的發(fā)展，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學發(fā)展觀才有可能真正落到實處。